（中国这十年·斯人）“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瘠田飘出谷米香******
中新社石家庄10月12日电 题：“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瘠田飘出谷米香
作者 赵丹媚
“种植‘张杂谷’五亩能脱贫，十亩能致富，百八十亩盖房娶媳妇”，这是“张杂谷”种植发源地河北张家口宣化地区流传的一句话。人们所说的“张杂谷”，正是“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
今年64岁的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赵治海是中国知名农业科学家，业界有“南有袁隆平，北有赵治海”之称。种过地、赶过马车，年少时“地里刨食”的生活，让他深知一粒一粟来之不易。1982年大学毕业后，赵治海选择回到家乡河北张家口，与杂交谷子“打交道”。
资料图为2021年2月22日，赵治海在查看“张杂谷”长势。 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利用杂交育种技术，赵治海及其团队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张杂谷”系列品种，其表现高产、抗旱、优质、高效，将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谷子亩产从200公斤至30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至600公斤，并创造了亩产811.9公斤的世界谷子高产纪录。同时，“张杂谷”还走出国门，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十余个国家试种成功。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了这一目标，近十年，赵治海将研究重点转向以饲料为主的谷子、谷草上。
谈及缘由，赵治海说，谷子作为杂粮，现在人们吃得少了，但谷子是粮草兼用作物，谷草是优质饲草，在农牧交错带发展杂交谷子产业，既可解决当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问题，还可解决饲草问题，让人们吃到放心的肉蛋奶，此为“藏粮于畜”。
资料图为2021年2月22日，赵治海正在观察谷子。 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2022年2月，饲用谷子被列入中国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十四五”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赵治海说，牛羊育肥需要精饲料，若把谷子作为精饲料，谷草作为粗饲料，会使牛羊肉的质量大大提高。“实验表明，喂食了谷草的羊，肉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比普通羊肉高50%，肉质细腻，且价格比普通羊肉每斤贵30元(人民币)，一些贫困地区可以通过发展高档牛羊肉增收致富。”
“在育种上，追求高产是不变的主题，但不考虑环境承受力的追求高产不是我们的初衷。”赵治海说，一些干旱、土地贫瘠的地区无法耕种、放牧，但适合种植谷子这种生态友好作物，若为了追求高产而广灌溉、施肥，不仅会增加农民种地成本，也会破坏当地生态。“若能合理利用这些地区，或许中国制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数字可以扩大，更好地保证粮食安全。”
赵治海坦言，他今天仍然有压力，杂交谷子是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几代人50余年接力研究的成果，恢复谷子的主粮地位，储备谷子生产技能，打破国外苜蓿牧草的垄断，助农增收，这个目标一直激励着他。
如今，“张杂谷”系列成果不断扩大，已有粮食类20多个品种、饲草类3个品种，形成了适应水、旱地，春、夏播，早、晚熟配套的品种格局，基本覆盖了中国谷子适播区的所有生态类型。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谷子新品种研发力度，提高产量，发展优质饲草饲料，藏粮于畜。”正是因为挨过饿、吃过苦，赵治海明白，粮食问题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问题，人类必须寻求解决吃饭问题的新途径，同时保护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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